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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拯救：中国人的生活最形而下---孙隆基
　　
　　 从世俗中获取“拯救”的方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形而下”的民族。
　　
　　　　中国文化的现世取向，使人把生存的意向集中在世俗中，不像世界上其他的高级宗教那般，具有“超越”与“拯救”的因素，因此，说中国文化是一个“没有超越，也没有拯救”的文化，也不为过。
　　
　　　　中国的知识阶层有一点局限的超越倾向，那就是“救天下”或“救国”的观念。然而，即使是这个阶层，也只是一小部分人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学而优则仕”，说穿了仍然是为了在世俗中“安身”。这个阶层中比较飘逸一点的人士，还具有道家的退隐思想，而这种倾向，拆穿了也可能只是宦海失意的官僚的“全身”之术。
　　
　　　　中国士大夫的这个阴与阳的两面，甚至在他们祖师爷——孔子身上也可以找到。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是其退隐的一面。至于“学而优则仕”的一面，则表现为：“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因此，所谓“谋道不谋食”，其实就是如孟子所说，使“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事实上，历代的知识分子除了一小部分是理想主义者之外，大部分是做官迷，而做官的人中也多半是“禄蠹”。
　　
　　　　如果连士大夫亦如是，那么老百姓只有“福，禄、寿”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三者都只是在这个世俗中的“拯救”。“寿”就是在这个世界中的长生，因此完全是一种“身体化”的理想。“禄”就是亭尽富贵荣华。至于“福”则是享受天伦之乐，尤其在颐养天年时享受儿女的照顾，更可以说是“有福气”。这种完全在这个世俗中获“拯救”的方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形而下”的民族。
　　
　　　　这种现实感甚至还反映在老百姓的宗教活动中。在民间宗教里，不只是将福、禄、寿都变成为神祗，而且还有拜财神与送子娘娘之举。甚至拜一般的菩萨，也都是为了消灾祈福。一位也是佛教徒的日本教授，曾到过中国各地的庙宇参观，事后说：“与我们日本的宗教比较，中国人太现实了。”在今日国内的庙宇中，宗教活劝已经大大减弱，多留下一个景致供人参观，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其“形而下”的倾向。
　　
　　中国人的这种现实感，往往使他们只着眼于在世俗中获“拯救”这个现实的考虑，体现于在他们的生活意向中，就倾向于排除无关这个宏旨的其他一切事物。
　　
　　　　当时在大陆，笔者发现一个倾向：因为“锁国”日久，许多人对外界有很大的好奇心，碰到从外界来的人都会问长问短，然而，十个之中有九个都只是关心外面的物质生活，例如：你个人收入如何?当了教授收入又如何?生活指数，一般生活条件，等等。既然所有外国人都被问及这些问题，因此他们将之视为中国人的习惯。
　　
　　　　一位从事中国研究、喜欢结交中国人的挪威女士告诉我：她认识的一个中国家庭，从大陆移民到美国之后，长期以来注目的只是买房子、购车子，搞物质生活，从来也不去参加在国内时不能参加的活动，也从不去阅读在国内未有机会接触的书籍。这个家庭也算是职业阶层出身，因此令她很惊异。其实，这只是两个不同文化的“深层结构”之间的不理解。该位女士是路德教背景出身，因此对“拯救”的定义是个体“灵魂”的扩张，亦即是使个人趋于完善。至于中国人的“拯救”方式，则是在这个世俗中“安身”。
　　
　　　　事实上，由港台去美国留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所注目的也不过如此。一般来说，是想在美国“安身”。在美国的年轻人中，已经有许多人感到精神苦闷，因此厌弃物质生活，热衷于东方的神秘宗教，或者从事反对“建制”的政治活动。然而，这些同一代的中国人却只着重在美国买屋置产，搞居留证，也没有什么“异化”感。的确，在一个“虚其心，实其腹”的文化中，是谈不上“异化”这类高级事物的。
　　
　　　　在中国这个没有个体“灵魂”观念的文化中，个人所着眼的只是在杜群照顾下之“安身”与“安心”，而且，不论是“身”或“心”，都希望能够找到最好的寄托。因此，最为皆大欢喜的安排莫如“安身美国”与“心怀祖国”同时进行。中国人对世界是采取适应态度的，他们认为阴与阳也是应该互相调和的，自然不会让自己出现内心冲突——一切都是“心安理得”、“心身愉快”，毫无“异化”可言。
　　
　　　　因此，中国人基本上没有西方存在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异化”问题。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有否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角度所剖析的“异化”状态?
　　
　　　　说及异化的劳动，这确实是今日西方人普遍出现的现象。大部分人的感受也不一定是理性的认为：自己的劳动成果与自己分离，而且被掉转头来对付自己。他们的感受毋庸说是一种局限感与无聊感，认为：“人”的价值与潜能是多方面的，如今却只能将人生最好的一段时光浪费在单调和刻板的工作上。在美国，笔者就看到这样的情形：人在早上返工之前先用大麻将自己麻醉，来抗拒这种无聊感，否则就根本不能去上班。
　　
　　　　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中国人有否这种对“人”之价值的看法?有否这样的无聊感?异化的劳动在中国人之间自然也大量存在，不过却似乎是一个可以用物质去解决的问题。因此，似乎很讽刺地，这类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大陆就多于资本主义的香港。
　　
　　在当时大陆，不论个人才干如何，开始工作时一律30多元，然后可以坐在那里，眼光光地等待退休时将会达到的工资——也是一律的80多元。因此，在不少单位，人是每日必到的，但是，平均工作时间是两个多小时，其余的由阅报和聊天所打发。
　　
　　　　相形之下，不少香港人朝九晚五之余，晚上还去进修有助于将来升迁的课程。这种精神也确实可佩。因为，为了“安身竞赛”，可以将人的青春阶段的情欲整个地压抑掉，也可以把与“安身”无关的文化或精神活动整个地排除掉。而且，绝少笔者在美国所看到的那种不满足、不稳定、烦躁、埋怨或牢骚。的确，中国人的“个体”是一个“身”，不是一个“灵魂”。对一个“身”来说，所谓“异化劳动”是容易解决得多的。一些所谓“新儒家”尝试将华人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儒家伦理扯上关系，其实这个发展该归功于没有“异化”感的“身体化”存在。
　　
　　　　中国人的现实倾向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的香港获得史无前例的全面展现。的确，说香港人从事的是一种“安身竞赛”，也不为过。一个人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变得很现实，只想到“韫食”，置家，有办法就买楼，送子女出国。他们“睇低人”或“睇高人”，都是以这些项目为标准。因此，钱赚得多的就会感到比别人更“威”，能买楼的就可以“睇低”不能买楼的，自然，不能送子女出国的就怕被能送子女出国的“睇低”，只能送一个子女出国的也会在能同时送所有子女出国的人面前感到自卑。在香港这个中国人社会中，“人言可畏”仍然在发挥全面作用，不过不像大陆那般只偏重道德方面，而是偏向于用“安身竞赛”作为标准。因此，香港人对别人的好奇心，也往往只限于对方如何“安身”法。笔者在加拿大碰到一些香港移民，都是只搭讪一次的陌生人，但与其交谈却迹近被盘问，而且总不离下列数项：“你成家了没有?”“你拿到了永久居留证没有?”“你收入多少?”
　　
　　　　从中国人的男女关系中，也可以看出这种现实感。一般来说，男女关系可以是只为了婚嫁，也可以是纯粹浪漫的，自然也可以是两者的混合。在世界各地，如果双方论及婚嫁，除了两情相悦，都会或多或少考虑到“安身”与“安心”的因素，问题只在一个比重。一般来说，中国文化对“安身”与“安心”的强调是压倒性的，并且还以“非性化”的方式将人的青春阶段铲除掉，因此，浪漫倾向的男女关系就较少出现。
　　
　　　　纯粹为了“安身”与“安心”考虑的男女关系，，总是在先确定了它的人伦性导向，才肯进入关系的，而不是在进入了关系以后发挥一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左右它的去向——后一种情形，必须有点“个性”才能做到。
　　
　　在早些时候，笔者还听到一些港台的女性说：西方妇女都是娼妓，言下之意，似乎是因为后者在婚前已经与男性搞性关系，而且往往不限于一人。笔者在美国时，却听到一些当地的妇女解放分子说：她们是自己身体的主人，而任何以一己之“身”去换取“安身”的行径才是娼妓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交易，因此，即使只与一人在合法的形式下进行，也无改其本质!
　　
　　　　凭笔者有限的接触经验，在作为社会主流的“正经”的女性这个阶层中，在比较“人情化”的大陆与台湾，能出现浪漫倾向(亦即是纯情)的频率，就高于“身体化”的香港。香港女性中更常出现“妈妈的乖女儿”型的女性，甚至搞到连体形上都如此。其实，她们之“牛开窍”与儿童化，往往只是一种摆出来的姿势，乃在社会观众面前有利可图的“无知”与“纯洁”。一位香港女明星，在被记者问及会否去拍裸体的写真集时，回答说永不可能，因为“将来是要嫁人的”!
　　
　　　　不过，在“文革”以后的大陆，即使在浓厚的人情味气氛之中，男女婚嫁却有沦于买卖式的倾向，那就是讲究“门当户对”，并且要求男方在婚礼之时已备齐整套家具以及电风扇、电视机等事物。甚至连国内人士也称这种婚嫁为“一张价目表”。这确是很大的讽刺。因为，当时社会往往拆散青少年男女纯真的交往，阻止他们健康的性爱行为，最后使“个人”只有在别人安排的不理想条件下结婚，而且还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保障一个“人”的“人伦性”与道德性，然而，到头来这却只是一种婚姻市场的交易，并且，还往往出现骗婚的事例，彻头彻尾地暴露了整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伪善性。
　　
　　　　在今日的香港，像内地的那种赤裸金钱交易似乎已经少见，婚姻市场交易的形式多牛是：看对方有否足以令自己“安身”的事业基础，以及是不是能令自己“安心”的“好人”。

想想自己，都好凄凉，生活在靠近香港的广州。好在还有来来往往的北方MM。

像陈小春那种苦男人、单身光棍是有地域原因的。身在其中，不知道是否看清楚了。

山南的第一个村庄。其实从这里起，我真正开始了我所爱的浪游：漫无目的的迂回、烈日下的歇脚、无拘无束的流浪汉生活。我对于靠背囊过活和穿褴褛不堪的袜子是情有独钟的。
我坐上一间小酒店的露天餐桌，要了一杯酒。我忽然想起了布索尼，“您穿得真土气”，这位好好先生对我说，带点儿揶揄。那是我们上次见面时的事——就在不久前，在苏黎世。我们俩，还有刚指挥完一场马勒交响乐音乐会的安德烈，坐在一家我们常去的餐馆里。我挺高兴又见到布索尼那张幽灵似的苍白的脸，听到这位最杰出的市侩气的死对头的高谈阔论。——我怎么会想起这件事来了呢？
我明白了！我想起的不是布索尼，不是苏黎世，也不是马勒。当我们想起某些难为情的事时，我们的记忆往往有一些遮羞的本事，它会把一些不足道的情景推到前台。事情就是这样，我完全明白了！那天，在那家餐饮里，还坐着一位妙龄女郎，金黄的头发，粉红的脸颊，我不曾同她交谈过半句。我的天！注视她是多么一份享受，又是多么一份折磨，在那一个小时里，我简直全心全意爱上了她！我又回到了十八岁，我一下子完全豁然贯通了。美丽活泼的金发女郎！我已记不得你的名字，我爱过你一小时，今天在这山村的阳光明媚的小路旁，我俘虏而不辞。但我到底是个用情不专的人。像所有空谈家一样，我爱的不是一个女人，只是爱情。
我们流浪者天生就是这样。流浪的冲动和流浪汉的生涯大体上成了我们的爱情和性爱。旅游的浪漫性一半是寓于寻求冒险；另一半则基于一种潜意识的冲动，它可以转移和化解两性之间的情爱之欲。我们流浪者之所以有所爱，往往正是为了爱其难得。我们也善于把原应用在女性身上的爱，以一种游戏的心情分摊到山呀、小村庄呀、湖呀、谷呀、路上的儿童呀、桥边的乞丐呀、老柳树的树皮呀、鸟儿呀、蝴蝶呀等等身上去。我们把爱从不被爱的对象分离开来，只取这爱字本身，正如我们在流浪途中从不去找目的地，而只是享受流浪本身，享受那种身无所属之感。
容光焕发的女郎，我宁愿不知你姓什名谁。我不想留下对你的爱，更不想见到它滋长。你不是我爱情的鹄的，而是它的楔子。我把这爱转送给路边的野光、酒杯里的反光和教堂的洋葱形塔顶。你使我成了一个泛爱世界的人。啊，多蠢的瞎扯！我昨夜在这山庄的茅舍里竟然梦见了这位金发女郎。我神魂颠倒地爱上了她。要是她果真在我身边，我简直会为她而献上我整个的后半生，连同流浪的全部快乐。我今天整天都在想着她。吃面包喝葡萄酒是为了她，在我的小本子上画教堂和村景是为了她。感谢上帝也是为了她——感谢世上有她这可人儿，感谢我有幸能与她邂逅。我还要为她写一首歌，再喝几盅红葡萄酒。
大概是命中有定，我在这晴朗的南方的第一站竟在思念山那边的一位金发女郎中度过。她的樱唇多么美！可怜的人生多么美，多么可叹，多么可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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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股民，但同时小的时候也是自然科学爱好者。聊现在的行情，我可能和很多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无聊当中不如聊聊自然科学和股市共同使用的哲学思想。我更希望找到事物的本质，看看生物进化和炒股方法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建议大家把生物部分和股市部分对应的看（看完上面的第一条后看下面的第一条），也许这样才能看完这篇无聊的文章。投资,外汇,金融,保证金,外汇论坛9P"TxH{mQi/\
    生物的生存方式与股市的获利方式是否有什么相似的东西？这确实是一个奇特的想法，但他们确实存在某些相似性。生物的生存方式是为了适应自然的特征，而炒股方法是为了适应市场的特征；自然特征是在变化的，而市场特征也是变化的；生物使用不同的生存方式来应对自然，而股民也是用不同的炒股方式来应对市场的；生物为了争夺自然资源，而股民也是为了争夺市场资源；生物之间是共存的，而股民之间也是同存的（否则就无法成交）。。。。。。 Uz rdo9V        M9{x        Ok
    关于生物进化的正统理论是达尔文进化论。他讲述的是物种同过偶然突变为依据的自然淘汰说，这方面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但近年来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质疑越来越多，似乎越来越多的进化现象是达尔文进化所解释不了的。好在我无意探讨进化理论，而只是想从进化（生存）的规律入手，谈谈和炒股方法的相似规律。www.fx998.cnw+eq#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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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生物进化存在“癖好”倾向。熊猫只吃竹子，袋鼠只吃桉树。事实上这是适应性极差的物种，只要竹子和桉树从地球上消失，大熊猫和袋鼠就会灭绝。相对来讲，老鼠几乎什么都吃，它们的适应性是极强的。那么，自然淘汰说为何既让强者活下来，又让弱者活下来呢？事实上自然界的所有生物并不是选择效率最高的方式来应对自然，他们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癖好”。上帝为什么创造出这种对环境要求极高的脆弱的生存方式的物种呢？
第二，部分生物进化存在“复杂”倾向。就是说生物为了达到一个简单的目的，而选择了复杂的方式。这是一种表现欲嘛？事实上，这种复杂并没有高的效率。比如有一种名叫肝片吸虫的寄生虫，他的循环周期非常的奇特：当肝片吸虫尚未成熟而被绵羊粪排出体外后，他必须在一种小鱼身上生长一段时间，然后再在一种小贝壳内生活一段时间，最后重又回到绵羊身上。在小鱼和小贝壳身上，他都会成场一个阶段。因此，他的成长过程是很艰难的。一个肝片吸虫会产生1500万个卵，而100万个卵中只有一个能够顺利的长大。要知道其他寄生虫的生长周期都是相当简单的。也就是说，自然界最最复杂的机制是同最最简单的机制并存于世。再比如，花朵的授粉也有不同的机制，有的非常简单，而有的又极其复杂。其中一种兰花并不分泌花蜜，而是靠形状酷似昆虫来引诱胡蜂的。更有意思的是：有些地区，生长着一些古怪的峰。雌蜂不许雄蜂靠近，因为雄蜂身上没有可以吸引自己的特殊气味。但偏巧在这些地区，生长着一些这样的兰花。他们能分泌出一种粘液，这正是雌蜂所需要的气味。这样雄峰便纷纷落在这些兰花上，从而戴上了雌蜂所需有的气味，同时帮助兰花授粉。。。。。。
以上是一位法国生物学家在《意志的生物学》中所举的例子，目的是质疑达尔文的进化论。我无意探讨什么进化论，只是说一些生物生存特征的一些规律。事实上，部分生物为了达到非常简单的目的，而采用了非常复杂的方式。没有人知道造物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偏好，但这确实是事实存在的。此书还列举了很多这样奇怪的案例，来阐述这样一个道理。生物的进化有趋向复杂的倾向，他将其称为“表现欲”。这说明进化并不是没有方向的，而是趋向复杂。他将鱼类身上存在着一种想变成青蛙的东西称为“意志”。。。。。。也许正是这种复杂化的意志，才让生物从单细胞生物进化到人类这样复杂的生物。但一个问题必须注意：这种复杂的探索失败率是非常高的。比如，马的祖先原马是在白垩纪末期诞生的，这个始祖又分成许多分支，在每一分支上都发现某些马的特征。在一个分支上，他的蹄子像马，而头根本不像马；在另一个分支上，他的蹄子不像马蹄，但头却像马头。这是一种物种的摸索，但最终存活下来的却只有现在的马。马一直在显露自己，但最后只有一个分支成功了。www.fx998.cnU0` P"n        b!A
    第三，部分生物有过度适应环境的倾向。想想也好笑，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存活时间最长的物种，恰恰是从来都没有风光过的物种。与此相反的事例就是恐龙，他们很快的灭绝了。这样我们可以想象出一种假设。某物种极度的适应当时的自然环境，并且快速的发展壮大自己，最终争夺到自然界更多的生存资源。但问题是：一个物种如果越适应当时的自然环境，那么他很可能就越不适应变化后的自然环境。相反，能够适应长时间大尺度自然环境的物种，似乎并不可能极度的适应某一特定时间的自然环境。www.fx998.cn7fe_!?n7a8QhO
    第四，自然环境和物种进化存在某种循环吗？考古学家已经证实，在过去的数亿年里。地球经历了几次冰河时期，那么相对应的也就会有几个温暖潮湿的时期。同样物种经历过几次集体灭绝，还有几次物种大爆发。这其中确实存在某种循环，但这种循环是否存在某种规律呢？我们不谈循环的成因，只谈论一下循环的规律。这种循环并不像春夏秋冬四季循环那样，具有某种特定的时间周期。从时间间隔上来看，并不存在绝对的时间周期，但又似乎有某种非常模糊的时间周期。这一点很像股市的繁荣与萧条，他们确实是在循环，但并不存在绝对的时间周期。这就好像我们肯定股市的萧条后会迎来繁荣的阶段，但我们又不能预测出具体的时间和幅度。                                          :V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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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道物种灭绝，我们就不能不谈一下恐龙那次集体灭绝。按照大众接受的说法就是小行星撞击地球的说法。但是《临界》这本书又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该书指出物种灭绝每天都在产生，物种灭绝的规模呈现某种能量分布法则的特征。这就好像地震每一天都要发生几次，但大地震并不常见。但是他们形成的原因是相同的，只不过越大的地震发生次数就越少，这存在某种严格的比例关系。而物种灭绝被我们观察到的是集体灭绝和背景灭绝（每天都在发生而不被我们重视的灭绝），这就好像是大地震和背景地震。每一种物种的灭绝都可能影响到其他物种，如果地球上没有了竹子熊猫也就会没有了。也许自然界的生物链不存在绝对不相关的物种，那么物种灭绝就象是雪崩。只不过有的雪崩很快停止了，而有的却演化成灾难。
我不想探讨这两种解释的谁对谁错，这不是我能力范围以内的事情。我个人感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物种灭绝的现象。也许他们都对，而上帝却让他们配合得恰到好处。小行星撞击地球应该是对物种灭绝直接原因的解释，而能量分布法则是对物种灭绝规律的解释。就好像本次大熊市也许有他特定的原因，但他同样符合能量分布法则。换言之，没有这样的理由，也会有那样的理由。人类能够给任何发生的事情找到理由，即使这种理由不一定正确。也许特定的事情并不一定需要特定的理由。西方谚语中“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不需要是最重的。我们的世界存在着“封冻”原因的机制。他可以使得原因并不直接产生作用，但到一定程度才会释放出来。
第五，为什么上帝没有创造无敌病毒？2003年的“非典”病毒席卷全球，这时每一个人都对病毒增加了关注程度。病毒只是一个基因密码，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是几乎唯一（还有细菌吧）能够对人类构成威胁的生物。他虽然很可怕，但站在病毒的角度上来讲他们没有一个品种是完美的。比如，天花的克星是牛痘；艾滋病虽然是致命的，同时潜伏期很长，但他的传播能力很弱；非典的杀伤力很强，并且传播能力很厉害，但它的潜伏期很短，这样就可以很好的控制；还有一种曾经在东南亚爆发的病毒（忘了名称了），他也很致命。但是它有一个“缺点”是只能从动物身上传播给人，而人与人之间是不传播的。。。。。。!n{ewfZrWK
    如果上帝创造出一种病毒，他具有艾滋病的潜伏期和杀伤力，同时具有非典那样传破能力。那么人类会怎么样？很难想象吧，哈哈。为什么上帝没有创造无敌病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造物主没有让任何一个物种达到完美的程度。任何事物都有弊端和弱点，也许这才是整个游戏进行下去的前提。如果对手不存在了，你也就不存在了。也许这就是上面答案的原因。事实上生物的进化不光是竞争，还有合作的产生。这方面我依然能够举例说明，但是还是不浪费篇幅了。
上面探讨的是生物进化和生物生存方式的几种规律。这些规律说明什么问题并不重要，这些事情留给科学家去思考吧。下面我们看看股民们的炒股方法是否也存在着与此对应的某种规律呢？www.fx998.cn!GG ^om!pl+q
    第一，部分股民在炒股方法上存在“癖好”倾向。说到这我不能不谈一下在《短线交易大师：工具和策略》中讲到的一个故事。该书的作者是国外一个类似于中国测评机构的人所著的，他某日接到一个电话，一位客户说他留意了很长时间贵公司推荐的股票，事实上他们经常是正确的。但是这对他没有意义，根本没有一点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推荐的股票通常都是正在上涨的股票，而那位客户想要的是正在下跌的股票。。。。。。还有的股民不会去买入市盈率高于30倍的股票，这使得大量的利润无人认领；还有的股民不会买入10元以上的股票，而只喜欢价位低廉的股票。投资,外汇,金融,保证金,外汇论坛h U/]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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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很多股民正在为这种理所应当的癖好流失自己的金钱。这种设置到底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统计表明，正在上涨的股票未来继续上涨的概率要大于正在下跌的股票未来上涨的概率；同样股票能否上涨和市盈率的数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市盈率反复提高的股票未来上涨的概率要大于市盈率反复下降的股票未来上涨的概率；高价股和低价股在不同的市场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强弱特征，也许这一段时间低价股走势好，而那一段时间高价股走势好。问题是概率上并不存在低价股上涨概率高于高价股的统计特征。事实上，很多黑马的至少中后期都是高价股，同时低价股下跌空间并不比高价股小。qz&j7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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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也许是人类的本能吧。但事实上很多股民的癖好并没有统计学上的优势。任何方法都有成功的时候，我说的是统计学上的优势。以前对于正在下跌的股票我会说我看空，现在我会说我看不懂。事实上，他们也有马上大幅上扬的可能。我希望更多的股民所使用的设置是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癖好上的，或者是一次成功的操作经历上。不过如果大熊猫不是只吃竹子而是什么都吃，那么很可能他就不那么可爱了。哈哈，那是令人讨厌的老鼠。不过我们要的是利润而不是可爱。投资,外汇,金融,保证金,外汇论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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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大部分股民有采用复杂炒股方法的倾向。我所说的这种复杂同生物的生存方式一样。为了达到一个非常简单的目的，而使用一个非常复杂的方法。如果想想，生物复杂化的本能，也就能够理解人类为什么要追求复杂了。这种复杂是推动生物进化的动力，但你是否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采用单细胞式的简单方法就能适应市场环境而实现获利的话。你还有必要，通过“试错”把你的炒股方法在你的有生之年，从单细胞生物进化到人类嘛？并不是每一个物种都能成功的进化到人这样复杂的动物，而其中为了复杂而淘汰的物种也许真的不计其数。像上面的那种肝片吸虫，只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他就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不把话题扯远，我们继续说炒股。人类真的有把简单事情变复杂的天赋。很多人炒股就是在不断的追求高难度动作。有的时候我再想，股民来到股市上是为了获利还是为了追求成就感？股民们采用了越来越多的分析方法，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却不会真的尊重其中任何一种方法。我个人觉得一个股民成熟的第一部是在不断的学习方法，而同时又在不断的忽视方法。而股民成熟的第二部分是不断的忽略方法，而同时又在不断的学会尊重方法。事实上，我现在炒股考虑的问题比5年前要少得多。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尊重方法？只有你尊重一种方法的时候，这种方法才会同样的尊重你。我见过很多股民说：“我看空大盘，因为大盘已经跌破x日均线。”好，我问一个问题。你是否对于大盘每一次跌破x日均线时，都会进行空仓操作？没有！不可能这样！！哈哈，你总是对待一种方法呼来喝去，那么我可以想象这种方法会如何对待你！有意思的是，当你用x日均线作为机械的买卖信号时，并且沿着历史的足迹去检验这种方法的效果时。你惊讶的发现：原来这个简单的方法是一个可以获利的方法，至少比你过去几年的实际战绩要好的很多很多！！也许对待炒股方法也要做到，宽容的接受弊端。什么叫选择，选择就是衡权利弊。如果一种方法只有利而没有弊，也就是说不会出现亏损，那么你还用选择嘛？投资,外汇,金融,保证金,外汇论坛,^\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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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学会尊重方法，那么你的策略就不可能复杂。为什么？如果你的方法，或者说策略中的设置超过5个，并且你又能够绝对的遵守这些规则的话，你根本就会寸步难行。矛盾总会不断的发生，对吧？
 以前关于复杂和简单的话题我谈论过很多，这里我不想在过多的浪费时间。能够跟踪趋势已经是高手了，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高难度动作呢？难道卖在天花板或者买在地板上的操作，真的那么具有诱惑力嘛？我相信一个股民如果越成熟，那么谈论股票时的话题就会越少。而我见过很多股民滔滔不绝的说着股票，从国际形势，到国内大环境，再到公司的基本面、还到趋势分析、阻力位、支撑位等等等等。我感觉真的是一脑袋桨子，思维根本就是混乱而不清醒的。事实上，除非你进行原因的筛选，否则不可能挑选的选因都指向一个结果！新股民还有一种倾向，你听：某某股票，*****7。6元、****7。42元，****6。38元。。。。。。听的我头疼！根本就是棒槌，哈哈。记住，我们来股市不是为了做秀、不是为了戴上光环、不是为了让人羡慕、不是为了追求成就感、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不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癖好。。。。。。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获利！！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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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大部分股民有过度适应市场的倾向。大盘从1783点跌到1067点（因为998点以后我依然亏钱）这段时间我的战绩如何？亏损20%多一点，我承认很多股民做的比我好。我见过这段时间1分钱也没有亏损的股民，也许还会有获利的股民吧。那么大盘从1067点到1340点这段时间我的战绩如何？盈利50%，我相信依然会有很多股民做的比我好！但问题是把这两段时间叠加起来的战绩比我好的人就不会很多。如果放在更大的尺度上来观察，比我战绩好的股民可能会更少。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并不想过度的适应市场。我的方法并不是最适应熊市的方法，同样也不是最适应牛市的方法，也许我的方法是能活的更长的方法。
事实上，我并不追求过度的适应市场，也就是并不希望让自己太风光。上帝想让谁灭亡，首先会让谁疯狂。如果假设我一段时间的利润是n万元。那么有几种组合实现这种利润的可能：10次盈利实现的；1次盈利实现的；1次盈利+3次亏损实现的。我会选择最后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如果利润一定，我会选择更多亏损次数和更少盈利次数的那种方法。亏损本身就是一种对策略风险的释放。
什么是最适应熊市的方法？比如，一直空仓，对任何一次上涨都按照未来还会创新低的反弹来处理。事实上，那么从1783点没有亏损一分钱的股民就是这样做的。幸运的是，他成功的“扛”过了9。14行情和其以后的每一次“反弹”。不幸的是他也奢望“扛”过这次我认为是中期牛市的行情，前两个月他自信的玩认沽权证，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在大户室没有看到他了。也许猜测底部买入，并且在上涨一小段以后卖出的方法更适应熊市。这样也许在过去的熊市中能盈利！甚至还会有更更适应过去熊市的方法，但市场特征一转变，这种方法你就会发现是多么的脆弱！！从戴上光环到一落千丈往往就在一瞬间！！2001年的大顶以前我也发现过这种现象！也许成功的次数越多就越能加剧操作者对这种方法的信心，但遗憾的是这就越距离市场变化的时间越近了！www.fx998.cnm;\8r(tQ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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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否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流传在这个市场上的投资方法和投资理念都具有这样的规律：一部分是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前产生的那种并不精确的（概念上的）东西，一部分是最近几年产生的那种复杂和精确的东西。并且在此之间的很多东西都慢慢被市场忘记了！记得有人在97年以前发明了一种“小波浪理论”，当时抄底套顶屡试不爽。但在97年以后市场环境改变了，这种理论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有意思的是，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物种中，有最近几千万年才脱颖而出的哺乳动物和比恐龙还古老的昆虫，但恐龙已经消失了！是否等到遥远的未来，地球上已经没有人类，但昆虫还是现在的昆虫呢？投资,外汇,金融,保证金,外汇论坛9kd5w1vm2|"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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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我们的股市存在某种循环嘛？这种循环的机制又是什么？上面已经将股市的循环和自然界的循环做出了对比，这里我们就不在重复了。这里我想谈论一下这个问题：股市上的大事件一定要需要特定的原因嘛？我是说，我不想用小行星撞击地球说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股市，而使用《临界》书中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股市。我们可以说本次大熊市是由于股权分置的原因产生的，那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如果下次没有股权分置，是否就不会产生大熊市了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那么我们研究这种原因就没有意义。也许恐龙的灭绝真的是由于小行星撞击地球，但下次如果小行星不撞击地球就不会出现生物集体灭绝了吗？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不谈论原因而只考虑规律。第二，如果股权分置发生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那么产生的结果是否也会发生变化？记得97年以前转配股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转配股上市的时候股市会走熊。但事实上2000年转配股上市的时候，市场是走牛的，甚至转配股涨的更多！那么，如果2001以前大盘没有从1043点涨到2245点，那么股权分置是否还会形成大熊市呢？与其说是股权分置形成了大熊市，还不如说股市本来就该走熊了。只不过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熊市也会产生。泡沫的破灭是必然的，而使泡沫抛灭的原因是偶然的。也许恐龙灭绝也是这样。投资,外汇,金融,保证金,外汇论坛lcw-SY*Zi1P
    那好，我们继续探讨股市循环的特征。事实上，股市上的波动也是符合能量分布法则的。越大的波动发生的数量也就越少。大事件或者说大波动并不需要大的原因！其实趋势跟踪系统就是靠偶然事件来盈利的，但更多的股民是靠偶然事件来毁灭的！问题是这种偶然事件是必然发生的！
我们试着探讨一下股市循环的机制。股市的波动是随机的嘛？这是数百年来市场分析家所争论最多的话题，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答案。反对规律者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预测行情的公式产生，市场总能够让最富有逻辑的预测尴尬。反对漫步随机者指出，漫步随机无法解释趋势的问题。如果我们用抛硬币的方式来绘制走试图（正面上涨一个格，反面下跌一个格），那么并不能产生股市上存在的持续的趋势。问题是，股市的波动以及一切自然现象似乎都具有这种特点。他们介于严格的规律和随机运行之间。也许现实的世界就是这样！那么我设计一个市场波动模型来解释这个问题。
我想起以前喝酒时候的一个游戏。就是一群人在饭桌上放6个酒杯和一个筛子，这群人轮流掷筛子。由于每一个杯子都有一个对应的号码，掷筛子后都对应一个杯子。如果杯子是空的，那么就倒满酒，轮到下一个人继续掷筛子。当然如果杯子是满的，那么就把酒喝下去，继续掷筛子，直到掷到空杯子为止。。。。。。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太惊人了，这就是随机控制下的“趋势”产生了！因为总是有好几个人喝下很多杯酒。。。。。。这是个游戏，自然就会有游戏的设置（游戏规则），这是就是所谓的规律。而整个游戏是在随机的控制下进行的！！也许我们的现实世界就是这样：在规律的设置下，由随机推动的！这个游戏其实和《临界》中的森林大火的模拟游戏是一样的。那就是在电脑模拟上做的一个游戏：在一个范围内每隔一段时间随机长出一个模拟的树木，然后每隔一段时间随机的出现一个火柴（模拟闪电）。如果火柴正好落在树木上就会引起森林大火，并且波及到与此相连的树木。在树木稀松的时候，火柴只会引起小规模的火灾，这样树木就会往繁茂发展；在树木繁茂的时候，火柴就会引起大规模的大火，这样树木就会往稀松发展。。。。。。这就是动态的平衡！我们知道的就是：a，森林火灾（小事件）时刻都在发生；b，森林大火（大事件）早晚都会发生，同时不需要特殊的理由；c，我们并不能预测森林大火发生的规模和时间；d，火灾规模符合能量分布法则：越大的火灾发生次数越小；e，模拟的火灾和真实的火灾规律很相似。随机、循环、规律、大事件等等都在这个游戏中体现出来。也许我们观察到的世界和我们的股市都是这个样子的。当然游戏的设置也会很复杂，比如树木和火柴各自出现的频率，甚至包括加入其他规则。这样就可以无限度的接近现实。/{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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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说一句，上面的解释只是来自于观察而不是真实的情况。难道上帝真的是在掷筛子嘛？这是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探讨，同样谁也不能说服谁。好在我们是股民而不是科学家，这些事情同样留给科学家吧。未来是否是一定的？我不知道！但未来是无法计算的，我们都能承认。也许有两种解释：1，一种原因无法对应一种结果，那么未来就不是一定的；2，一种原因对应一种结果，但我们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原因。比如我们不可能计算每一个蝴蝶煽动翅膀对风暴的影响，那么未来就是一定的。也许未来对于上帝来说是一定的，但对于观察者来说未来一定是随机的！分析（观察）时，我们只能相信一个原因不能对应一个结果。好在对于观察者来说，这是等效的。

第五，市场上存在完美的策略嘛？哈哈，上帝都没有让任何一样东西完美的意思，那么我们又何苦去追求完美呢？我以前的文章一直讲述操作策略中缺陷产生的必然性，这里我就不再多说了。其实任何一种方法在达到一种效果的时候，必然会失去什么。从单一的操作方法上来看，方法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关键是看你如何把各个方法组合成一个策略是否成功？我一直以为止损是一个绝对的好方法，我是说对任何操作者管用。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林奇好像就不是靠止损点来控制风险的，因为他是靠更多的基本分析来取胜的。基本分析从本质上就和止损思想相矛盾，那么他是如何控制风险的呢？很简单，分散投资。比如他准备持有5年甚至10年的战略性建仓，那么他会买入10只股票。他计划其中4只股票是最后亏损的，但他捕捉的是某只股票数十倍的利润。哈哈，这样的利润是我望尘莫及的！『火线外汇论坛』1}9xw1A&[}5Zu
    这里我讲述一个故事，他来自于《幽灵的礼物》。该书作者是一个成功的日内交易者；在他前面有一位女士，他是做头寸交易的（中线）。作者总是把日内快速拉生的股票套现，而这时通常他的抛盘会被前面的那位女士接走。同时那位女士总是每次都说：“我不希望买入你的抛盘，因为这样我通常总是输”。有意思的是，一次一次的操作都是这样，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策略。几年以后他们都赚到了很多的钱！没错，都赚到了很多的钱！！也许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但我马上就产生了共鸣。每一个人要想成功都必须坚持自己的策略，耐心的捕捉属于自己的利润。原来我们的交易也是可以产生双赢的！！事实上，我在社会上做销售也是讲究双赢的。这和自然些生物的合作进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你没有给对手利润（的可能）的时候，那么没有人和你交易，最后你也不可能盈利！对嘛？当你没有对手的时候，你也就不存在了。期货上不也讲究培养对手盘嘛，哈哈。
到这里本文就要结束了，事实上还有很多生物生存和股民炒股类似的地方。比如，生物预测自然特征的变化嘛？事实上的是预测的，生物钟就是这个道理。生物根据千百万年的自然规律慢慢形成自己的预测机制。但生物同样有更多的适应性，比如大棚里的植物。他们在本应该凋零的时候，却因为环境的适合而继续的生长。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大盘本应该见顶，但依然升势强劲的时候都继续持有一段时间的多头仓位呢？生物早就学会了在冬季冬眠，而股民依然在中期牛市中与自然抗争；生物早就学会了在抓住条件适合的时候快速发展自己（沙漠中的降雨过后，各种物种是多么的珍惜这个机会），而股民却在反复浪费牛市中的机会成本。生物早就学会了“善败者不亡”的道理，而培养出惊人的适应环境（随环境而改变）的能力。他们的生存方法是那么的有弹性，而不会坚持自己的道理而与自然抗争。遗憾的是股民还不能形成弹性的方式来应对股市的变化，总是奢望自己更聪明来“预测”市场。
         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够耐心的看完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花费了我2天的业余时间，也许思路并非非常清晰。也许有些比喻和对比有些牵强、也许本文的哲学意义远远大于实战意义。其实我始终相信世界大同，也许世间万物真的有某种共同的规律。这些规律等待着大家去思考、去发现。

参见:【从牛顿、达尔文到巴菲特—投资的格栅理论】

《卡夫卡短篇小说全集》叶廷芳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最新中译本。

《忽然散步》

我决定晚上留在家里，穿上便服，晚餐后，坐在明亮的桌子旁边，开始工作或作某种消遣。之后，带着愉快的心情去上床睡觉。倘若天气不好，那自然是呆在家里，然而，也有这种情况，虽然在桌子旁边静静地呆了很长时间，要到外面去走。这必然会使大家感到惊奇。又如当时楼道是黑暗的，门已关好，但由于忽然心情不好，也会不顾一切地要起床，换上衣服，可能很快就出现在街上，先给家里人讲，要到外面走走，打完招呼很快地就行动了。关好门，于是很快觉得或多或少地扔掉了一些烦恼，一旦到了街上，四肢百节感到意外的舒展和自由，而这种舒展和自由正是人的决定给自己的身子带来的，身子的舒展和自由也是给人的决定以特别动人的回报。从这个决定中你感到自己集中了作出决定的能力，并赋予它不同凡响的意义，也认识到自己具有的力量比要求确实要多，这种力量可以轻易地带来和适应一种迅速的变化，既然要走完这长长的胡同，今晚整个儿就不在家里了。家里也变得空阔些了，而我这个模糊的轮廓，拍着大腿，便上升为一个真实的形象。要是你在深夜去拜访一位朋友，去看看他现在情况如何，那么，上述感受就会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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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险境》

我爱一个姑娘，她也爱我，但我不得不离开她。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情况是这样的，好像她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围着，他们的矛盾是外的。
无论何时，只要我想接近，我就会撞在矛尖上，受了伤，不得不退回。我受了很多罪。

这姑娘对此没有罪责吗？
我相信是没有的，或不如说，我知道她是没有的。前面这个比喻并不完全，我也是被全副武装的人围着的，而他们的矛盾是内向的，也就是说是对着我的。当我想要冲到那姑娘那里去时，我首先会撞到我的武士们的矛尖上，在这儿就已经是寸步难行。也许我永远到不了姑娘身边的武士那儿，即使我能够到达，将已是浑身鲜血，失去了知觉。

那姑娘始终是一个人待在那里吗？
不，另一个人到了她的身边，轻而易举，毫无阻挠。由于艰苦的努力而筋疲力尽，我竟然那么无所谓的看着他们，就好像我是他们俩进行第一次接吻时两张脸靠拢而穿过的空气。

对基因走向的几点揣拟
　　 ——由《性·演化·达尔文》引起的话题
　　（原载《阅读》第二辑）（谢宗玉著）
　　
　　 A、道德滑坡与基因
　　天择论认为，任何生物都把自己的生存和繁殖摆在首位。
　　但很多生物并不适应这个理论。达尔文花了十几年时间，想揣想“天择”如何创造出一群无法生育的工蚁，但他失败了。直到1963年，英藉生物学家威廉·汉弥尔顿得出“亲族选择”的理论后，天择论才变得言之成理。汉弥尔顿理论的主轴便是：要以基因的观点来看工蚁及其它富有自我牺牲的动物，物种的秉性是以复制自己最多基因为服务条件。工蚁虽然无法生育，但它们与蚁王是手足，所以蚁王的下一代跟它们也有相同的基因，它们哺育蚁王的下一代也是使自己的基因得以遗传。
　　汉弥尔顿举了一个例子：一只还没有后代的年轻地松鼠，在发现天敌后，会立起来向同伴发出响亮的警告声，它自己则可能因引起了天敌的注意而丧命。二十世纪中期绝大多数生物学家的天择观念把重点摆在动物的生存和繁殖后代上，表示凡是不利于这种结果的基因都会遭到淘汰。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此事，就会觉得地松鼠的警告声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它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女而示警的。那么，这种演化行为无异于是自杀？但汉弥尔顿依凭自己的观点却得出了相反的答案，他认为应该把焦点从会发出警示声的地松鼠，转移到会令地松鼠发出警示声的那个基因上。地松鼠不会永远不死，不死的有机实体是基因，或者说是基因所挟带的讯号模式。因此，以演化的时间观而言，重点已不是个别动物能不能活下来，而是个别富有个性的基因能不能活下来。基因的命运，才是存亡的关键。那么，负责“发出”自杀性警示声的基因能不能存活下来呢？汉弥尔顿认为能！原因是带有这种基因的地松鼠，可能拯救了附近的兄妹，而这些兄妹中也可能带有这种相同的基因。我们先假设它的兄妹中有一半拥有这种基因，就算是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也有四分之一的兄妹拥有这种基因。如果这声警告救了四位兄妹，那么这四位中就有可能有两位或一位拥有这种基因的兄妹存活下来，这样即使发出警告声的哨兵不免一死，这种基因仍算是逃过一劫了。而那些表面看似自私的基因因为令载体迅速逃生而获利，但它因此会使四位兄妹丧命敌手。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那些表面看似无私的基因，反而比看似自私的基因更能蓬勃壮大。
　　其实在这之前，英藉另一位生物学家哈尔登发表了一篇更有趣的推论：假设你身体里的某个基因使你甘冒十分之一的死亡率，跳进河里拯救一溺水儿童，那么只要你救出的是自己的子女或兄妹，该基因仍能繁盛；如果你救出的是堂表亲戚，该基因也能逐渐普及，但是会比较慢，因为堂表亲戚的基因中，平均只有八分之一与你相同。如果你救出几十人都与你没血缘关系，那么你这种救人的基因便只有死路一条了。哈尔登因此得出一个有趣的推断：唯有在较小的族群中，当大多数被救孩童都是冒险救人的那个人的近亲时，英雄主义的基因才会播散出去。这就是说，一视同仁的英雄行为可以反映出当地居民平均的亲疏程度，只有血缘关系较密的地区，才更可能发展出英雄主义来。
　　以上理论从生物学的角度上看，都足以让人信服。我没有理由不信，我甚至把它们当作真理，或者准真理。而现在我恰巧在看北大博士生导师汤一介先生有关全球关注的三个人文问题的访谈录。汤先生觉得全球关注的第一个人文问题就是全球伦理问题。汤先生认为道德滑坡及伦理危机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权力和金钱的追求在逐渐升级，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而冷漠。 

        而我认为，汤先生所说的原因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外部原因，因为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对权力和金钱的争斗就一直没停止过，如何现在人与人之间就变得这么冷漠了？《性·演化·达尔文》这书倒是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思考的角度，如果从基因的角度上考虑，也许能够解释一二了，特别是针对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多的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平辈和下一辈中，除了自己的子女外，就再没有其他个体与自己的基因相同了。也就是说，独生子女遗传基因的惟一途径只能通过自己的子女，而再没有表侄堂侄之类的人作为自己遗传基因的载体了。所以汉弥尔顿的亲族选择理论，在以后的中国，怕是再也找不到事实根据了。而哈尔登的英雄主义基因遗传学说也因此会绝迹。英雄主义基因之所以流行，是因为他们救下的人绝大多数与自己总有些相同的基因。而在紧急之时，英雄主义基因也有可能驱使它的载体（人）救下与自己没有基因关系的人，因为它当时根本就没时间分辨需要救助者与自己是否有血缘关系。现在好了，除了自己的子女外，再不用考虑他人对自己遗传基因是否有利了。因此除自己的子女外，英雄主义基因——也可以说是伦理道德基因——便再无用武之地了。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这种伦理道德基因因为被久久搁置不用，从而很可能消失或者变异。也就是说，以后的人类很可能从所谓的“伦理人”变成“机械人”。
　　从我得出的这个推论再反过来看现代社会的道德滑坡和伦理危机，就有些眉目了。为什么在公共的场合下落水儿童没人救，扒手扒钱没人喊，凶手行凶没有管，都是基于这种原因，那就是甘愿帮人的那个人的冒险行为对自己的基因遗传没有丝毫好处，因此不干。而古代之所以能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说到底，其实是在亲群高度聚居的情况下，“人之老”及“人之幼”多多少少与自己有些相同的基因，因此也就“老”了“幼”了。
　　这个命题甚至可以荒诞地解释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人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了，而精神却越来越萎绵不振，吸毒等近乎自杀性行为逾演逾烈。
　　科技使人口爆炸，致使地球资源稀有，法律就只能限制人口的出生了。而从天择理论来说，任何生物都是以繁殖作为第一生存目的。现在繁殖被人为地限制了，人的生存动力就再没有古代那么强烈了，基因被压抑久了，有可能出现新的变异，产生新的基因，这种基因估且就叫它压抑性基因吧。压抑性基因采取的几乎是自杀性个体行为，从而使人口的总量下降。而人口总量下降了，对整个人类的生存无疑是件好事。嘿嘿，这么说来，那种精神萎绵的自杀性行为反倒成了“另类”英雄主义行为？这种行为不能获得基因的直接遗传，但能使基因得到隐性遗传。因为从广义上讲，后人总是由前人繁衍而来的。人类的总体基因与一个人的基因总有某些相同的地方，因此对人类总体有利的事，间接地对人类个体也就“有利”了。因此，“牲牺我一个，幸福几十亿人”的基因也不是没有产生的可能。压抑性基因的自杀行为，正是为了让其它基因活得昂扬而蓬勃。
　　汉弥尔顿的亲族选择理论其实也可以从侧面诠释现代官场腐败的一小部分原因，当然，这种解释有些牵强附会。
　　如果按照汉弥尔顿的亲族选择理论和哈尔登的英雄主义基因假设来说，亲群聚居地区的领导一般更清廉一些，更会照顾广大群众利益一些，因为他所领导的群体，十有八九与他有基因关系，他照顾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使自己的最多基因得以遗传。然后我们再来进一步推论，就是家里兄妹多的领导，他体内的道德伦理（英雄主义）基因一般比独生子女型的领导要多？独生子女型的领导因为不适用亲族选择理论，所以就比非独生子女型的领导更自私些，更贪婪一些？因此也就更腐败一些？这种推论当然不适合某一个体，也不适合短时间内。但如果时间一长，一代一代，道德伦理基因逐渐从独生子女体内消亡，这种推论恐怕就有些道理了。当个体的人身上有了那种除自己子女外不把其他任何人当作受惠对象的基因时，这种人当了领导，恐怕就再难为多数人谋福利了。
　　我倒希望那些社会学家配合我的推论，做一个统计看看？当然这种统计现在提出来还为时过早。因为目前独生子女撑权的还不多，即使多了，也不是一代两代能看出问题的；而即使能看出问题，但影响官员腐败的原因还有很多很多，所以这个统计太难做了。呵呵。但如果长期采取计划生育，几百年后，恐怕社会学家就得从基因的角度来分析腐败问题了。
　　我这么说，就使得这个理论变得有些“邪恶”了，但既便邪恶，我也还要说。如果从基因的角度考虑，这时意图以道德来挽救这个混乱的社会，那简直就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因为计划生育使独生子女的身体里已基本丧失了这种道德伦理基因，人已由人性的人变成了机械的人，而对于“机械的人”就得以铁律加以规范，除此之外，别无它法。而就算中国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引起的人口大流动，周围生活的都是与你没有任何基因关系的人群，这样的环境无疑也不利于道德伦理（英雄主义）基因的产生，因而以道德治理社会仅仅是一句空话。在人口拥挤的社会，只能把新的规章制度变成人们头脑中约定俗成的观念，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以尽量不损害别人的利益为前提，而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才会使混乱的社会局面趋入缓和。
　　 ……我这么议论，虽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但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如果哪个社会学家或生物学家沿着我这个方向探求或试验下去，我想也许会有一个比较光明的结果。可惜我是个警察，没时间做深入调查，只好此番浅见了。
　　
　　 B、利群基因与自私基因的交替
　　 “群体选择”的主旨就是个人肯为群体作出自我牺牲的行为。也就是说，个体中含有利他基因。达尔文在研究人类道德来源时，得出了这个群体选择理论。
　　他的理由如下：道德水准较高，多数人奉行道德规范的部落，绝对比其他部落更为有利。毫无疑问，如果一个部落有许多高度热爱群体、忠于群体、服从群体、既勇敢又体恤他人、随时准备互相支援并为共同的得益而自我牺牲的人，必能战胜其他大多数部落。这就是天择之所以演化出群体选择的原因之一。可是达尔文很快就看到了此论的缺陷：即在同一部落中，较为慈悲的人和对族人较为忠诚的人所生的孩子数，不太可能比自私奸诈的人更多。这就是说，最英勇、最自我牺牲的人反而比其他人更可能无后。高贵的人往往难以留下子女以继承其高贵的心志，那么，人体中高贵品质的基因又是如何遗传并得以保持的呢。凡是有违于天择的基因，是必死无疑呀。道德基因诞生的理由何在呢？
　　达尔文犯难了！而达尔文以后的生物学家一样不能自圆其说，到乔治·威廉斯时，他干脆放弃了用道德感来诠释群体选择论。“群体选择”理论变成了历代生物学家的一个死角。
　　我想了整整一晚，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如果天择真的是万能的，那么它在演化人类时，一定在有些人身上同时种下了两种基因，一种是自私基因，一种是利群基因。而两种基因往往是交替的。在平和时代，自私基因占主导，利群基因则处于冬眠状态。在战争年代，则恰恰相反，利群基因占主导，自私基因处于蛰伏。《诗经·小雅》中就有“兄弟阋于墙”之说，可一旦有外人相侵，两兄弟又会马上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入侵中国，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日本人来之前，中国内战打得不可开交。可日本人入侵后，中国面临灭族的危险，利群基因被炮火唤醒，全民族马上团结起来了，那些平时看起来非常自私的人，在关键时候也会表现出让人瞪目结舌的义举来。等日本人一走，内战又马上开始了。
　　由于自私基因和利群基因分别表现在不同时期，所以对个体基因的遗传永远是有利的。自私基因对个体本身有利，自是不必言说。我们重点来分析一下利群基因。“倾巢之下无完卵”，想要完卵必须不能倾巢。在关键的时候，因为利群基因的作用，使整个群体得以保存，从而使个体也不致消灭。那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勇士都以为自己是在保护后方的家人。但如果他们不幸做了战俘，利群基因促使他们也绝不会向敌人妥协，因为他们知道，妥协了或许对自己有利，但对自己的群体就一定大大的不利了。这只是一方面，重要的是，他们妥协之后，往往会使后方的亲人陷入万难的境地，譬如说，一个汉奸或叛徒的子女，在战后对生存资源的占有能力就很可能被人为地限制了。（本人按语：看看吴三桂的下场就知道了）而英雄的子女则恰恰相反，他们被称作红色后代，吃最香的饭，上最好的学校，做最好的工作，娶最好的老婆，因此也就会生最好的子孙。就算是战死的英雄也不例外，遗孤在父辈光环的笼罩下，往往会在战后得到最好的照顾。所以“英雄含笑上刑场”的本质还是天择下的基因在作怪！
　　战争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整个群体的危机渐渐让人淡忘。自私基因抬头，利群基因重新消隐。这时如果再有人去舍己救人，他的遗孤就再没有战争英雄的遗孤那么好的命运了，他们很快就会因为丧父而沦落到社会底层。因此，平和年代的义举就变得少之有少。
　　所以我说，群体选择是存在并合理的。对一个部落和民族，群体选择并不是某时某刻都存在，而是时隐时显。
　　
　　 C、互惠性利他理论与以德治国
　　在写A节时，我因对独生子女基因变异的探推，得出了以道德治理社会意图的虚妄性，心里颇有些得意。但今天看了“互惠性利他”理论后，心里免不了又有一些惴惴。
　　互惠性利他理论的核心就是互惠互利、投桃报李。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行为在人类祖先环境下就极为普遍，在农耕时代这种行为也非常盛行。但进入现代社会后，这种行为虽然流行，却呈现式微的趋势。
　　这种基因行为与其它基因行为最大的区别是，先要付出，然后才可能得到。而在付出之前，根本不知能否得到。而就算付出了，也不一定能够得到。那么，这种无目的的利他基因是怎么大面积得以普及的呢？生物学家崔佛斯采用一个古典的游戏——名为“囚犯的困境”，意图加以证明，然而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就是这种利他基因难以生存。“囚犯的困境”是假设两名同伙的罪犯被分开来审讯，因而面临困境的抉择。检方的证据无法将两人判处重罪，就分别对这两人施压，要他们认罪并招出另一人的罪状。其诱惑性的逼供词如下：如果你认罪而你的同伴否认，我会放你一马，只判你一年徒刑，而用你的证词判同伴吃十年牢饭。反过来，如果你不招，而他招了，你就得吃十年牢饭，而他则只有一年。如果你们两人都交了，两人便只要在牢狱里蹲三年。
　　在衡量各种可能的后果之后，大多数人选择了“背叛”同伴。首先，要是你的同伴背叛了你，那你最好也背叛他。这样一来，你只要关三年。万一他招了，而你还死扛，你就得被判十年。就算你们两个都死扛，也还是要判一年。总归一句，如此演绎下来，只能彼此背叛了。除非知道对方绝对不会背叛自己，也就是说对方有利他行为的倾向，你才会选择利他行为，而死扛不供。
　　得出与互惠性利他理论相反的结果后，生物学家并不死心，就抛出了“重复性囚犯的困境”游戏，就是说双方都可以参考对方先前的行为，来决定未来要如何应付。那么过去种了善果的人，便可能在下一轮得利。这样一来，互惠性利他理论就有了依存的基础了。如果能够知道上一轮游戏的结果，那么要不了三四轮，两个罪犯都会选择死扛，而不背叛对方。
　　接着生物学家再次抛出“非零和现象”理论以证明互惠性利他理论存在的合理性。非零和现象就是假设你是一只黑猩猩，刚杀了一只动物，然后把一部份肉分给近来缺粮的同伴，就说给了他五斤肉吧，这代表你少了五个点数。此时的重点是，对方获得的利益大于你的损失，因为他正处于非常需要食物的时刻，如果他是人，能够思考他的处境，并且被迫签下契约的话，他可能会答应在下周猎到食物之后，用六斤肉来偿还现在的五斤肉。这样一来，你们从这次互惠的交易中就得到一个点数的净利。这种凭空得出的点数，自然就更利于互惠性利他基因的发展了。
　　当电脑出现后，演化心理学家还在电脑里虚拟子民，进行“一报还一报”的游戏。就是你报我以善，我还你以善，你报我以恶，我还你以恶。结果发现，互惠性利他程式的基因逐渐“演化”成了庞大的族群。这就使得这一理论不再是凭空推测了。不过这种虚拟子民只有几十个，而且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也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有多次碰面的机会。
　　以上诸多推论，我都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我惟一担心的是，互惠性利他理论将会冲毁我在A节提出来的独生子女基因异化的推断，因为凭人的智慧，显然知道互相成为朋友比互相成为敌人要容易生存得多。互惠性利他理论显然就是人类伦理道德产生的前提动力之一，这比亲族选择理论演化成伦理道德更具有强大的优势。这样看来，目前大力倡导伦理道德便是恰如其份的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人类进化的长河里，伦理道德基因应该会越来越“兴旺”，越来越“繁华”？但事实却显然相反，特别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的伦理道德显然是日见式微。
　　在不否定前人进化理论的基础上，我思考良久，试图作出一番合理解释：
　　基因选择往往是短视的，在祖先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人与人的相见机会非常频繁，因此“一报还一报”的现象会来得非常快，也许几天或几个月，最多几年或十几年。而且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对象和内容也非常明确，往往是单个的人去“报”单个的人，或一个家族去“报”另一个家族。内容或物或钱或情或仇，而且非常直接。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这种环境之下，人们为了更好的生存，当然宁愿实施互惠性利他原则，多交朋友，少树敌人。而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如何呢？自工业化革命以后，社会完全是开放式的了，全球五十亿人民都有机会相见。而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却因更换频繁，变得是如此的陌生。因此便有了骗子公司的歪理论：只要把全世界每个人骗一次，我就大发其财了。根本用不着担心由此丧失信用，而使他人“仇”而远之。这样一来，互惠性利他原则自然大打折扣！（本人按语：其实看过《性·演化·达尔文》的都知道这个道理）
　　这当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互惠性利他原则已从直接的、明确的，转变成间接的、隐蔽的。比如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吧，他的利他行为显然是无法估量的，你一定也深受其惠，但如果他要从你这里直接收取一千元钱“报酬”的话，你恐怕就会不干了。再比如说，底层农民只感到自己被欺凌了，却搞不清欺凌他们的人究竟是哪一群。政府那些腐败的官员虽然贪污了，却没有直接具体地贪污到你的头上来。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一报”就无从谈起了。好比是马路上的一个深坑，你骑车翻了进去，吃了大亏。但吃了亏的你总不能立刻在马路挖出另一个坑来。就算你挖出来了，而下一个吃亏的人也十有八九，不，亿有八九不是你想要“报复”的人。因此你的行为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就得有严谨的制度诞生，让制度法则去“一报还一报”。就好像古代人先是以实物交换实物，但后来发现难以交换，就以货币作为交换的法码一样。法则制度正是起到这个作用。好，袁隆平为人类贡献巨大，政府根据规则就奖他豪车钞票。这钞票也许就有你的纳税，但你心甘情愿认了。
　　再是，如果你贪污受贿，政府以法规治你之罪。再是，如果你见义勇见，受惠之人就算匆匆逃离了现场，政府也可根据规则奖励你。而就算是马路上的那个深坑害人，依据法则追溯下去，也总会找到对此事承担责任的人。
　　就说是，在现代社会，各项法则已作为第三者代替个人去报德报怨了。如果法则严谨，能恰如其份地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一报还一报”理论便又成立了，而互惠性利他行为也就能重返社会。
　　这么说来，现在社会道德沦丧的症结之所在，还是制度不明，赏罚不严。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得到解决，空洞地呼唤道德重返人间，是不太可能的事。也就是说，以德治国的前提条件就是以法治国，以严法治国！
　　
　　 D、演化稳定状态打破后的物种命运
　　去年《散文》第一期刊发了董玉洁的《草原上的逻辑》。董玉洁写的是非洲塞伦盖蒂草原上的生命史。文章带有浓厚的哲学悲剧色彩。在文章中间，她说：在塞伦盖蒂草原，力量最大的属狮。速度最快的属豹。捕杀能力最强的属虎。如果按人类直线进化的逻辑，这三者应该占尽进化生机，当显王者气象。可不知为何，此三者在草原却濒临灭绝？有关学者认为这与猎枪有关，但事实上早在人类举起猎枪之前，非洲草原上的虎、豹、狮就在急剧减少。然后人们又作了其它猜测：虎的能力太强，它们无需团结与合作，连恋爱、交配的机会都省略了，性欲和生殖能力严重退化。豹跑得太快，为了卫冕陆上速度冠军的称号，保持流线的体型和过于轻巧的动态，它必须少吃多餐，这样就得不断地捕食。连续三次捕食无获就难免饿死之虞，五次捕空就只能听天由命了。雄狮时常杀死自己的子女，一方面是因为它性欲旺盛，而只有身边没有子女了母狮才能结束哺乳而肯与雄狮交配；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太要强了，容不得“长江后浪推前浪”……
　　董玉洁在写这篇散文时，也许并没有认真参考相关书籍，所以她的观点只是一些表相。其实，照我看来，物种进化只要脱离了天择所追求的演化稳定状态，个体进化得再怎么强健，都无法摆脱灭亡的命运。
　　演化稳定概念是由生物学家约翰·史密斯提出来的。就是说，物种的进化不是逐渐将个体演变得如何强健，而是追求一种“整体适宜性”。使物种中的强弱个体持平衡发展。这样会有利于物种的整体发展。为了验证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史密斯举了一个例子：在一种叫赫里氏带的鸟中，毛色深的鸟具有攻击和领导性，而毛色浅的鸟则较为消极而带有“奴性”。但两种鸟的比例一直以来并没有多少改变。虽然毛色浅的鸟捕获的食物多被毛色深的鸟抢走，而那些“漂亮”一些的母鸟也多被毛色深的雄鸟占尽。但毛色深的鸟为了保持其领导地位，互相之间常常争斗不休，为此也要付出巨大代价，乃至牺牲生命。毛色浅的鸟虽然被“劳役”，雄鸟也不能与“漂亮”母鸟交配，但马马虎虎也能“娶个老婆”得以繁衍后代，将基因遗传下去。所以其基因对这种状态也就“认同”了，从而没有千方百计以改良其基因的进攻性而把自己变为强者。鸟的强弱比例就这样得以保持平衡了。这种状态就是为天择所推许的演化稳定状态。
　　鸟中的这种强弱状态，在人类是以阶级划分。如果按照演化稳定状态来说，阶级在人类社会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了？这就给上世纪八十年代达尔文主义人类学研究的“阶级无处不在”之说提供了理论依据。
　　事实上，阶级也的确无处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达尔文主义人类学经过仔细检视社会阶级系统，结果发现，连看来最平等的地方都会出现阶级系统。就说南美的阿契人吧，乍看之下，似乎平等得如诗境一般。他们的猎物都要集中分配，因此猎运不佳的人家可以固定地得到捕猎高手的济助。但上世纪80年代，人类学家通过缜密的观察，发现那些打猎高手虽然对于猎物很慷慨，却累积了一种更为基本的资源。打猎高手的婚外情和私生子远多于较差的猎人；此外，打猎高手的子女生存率比较高，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受到特别照顾之故。换言之，不管是男是女，只要是打猎高手，便享有一种有利的非正式地位。这么说来，在人类，素质低、智能弱（地位低）的人的繁殖成功率远远低于素质高智能强（地位高）的人的繁殖成功率？只要这样一想，新问题就出现了，那就是人类并不遵循天择推许的演化稳定理论。就是说，人类的演化史就如同军备竞争一样，越来越趋于“精良”，而不是趋于演化稳定，或者说演化平衡。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由此认定史密斯的演化平衡理论不适合人类阶级分析，便抛弃了这个理论，而想另寻他论来解释这一现象。
　　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个理论并没什么不对。在古代，皇帝王公贵族及地主富农的子女总比贫民农奴的子女要生得多。所以贫民要想使大量基因得以遗传，首先不是认同自己这种被剥削的地位，多种粮食向地主进贡，而是要奋起直追，改变自己的素质，与上层人物一较长短，才有可能使自己跻身上层人物之中，而跻身上层人物后，基因得以大量遗传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和平年代，寒士以自己的学识去科举；战争年代，勇士以自己的血肉去拼搏。在经济社会，人们便以自己的才智去创造，只要能获得大量财富，地位和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一个人虽然在某段时候宁愿臣服另一人，但绝大多数人是不甘心这种臣服的，人类一生的理想就是要做“人上人”。这么一来，人体内那种“自甘为奴”的基因自然是少之有少，而那种“奋发图强”的基因自然占住了主导地位。“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人类进化的金玉良言。显而易见，人类在残酷的进化中已变得非常强大。这从人类呈加速度发展的科技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强大得几乎能上天入地了，强大得让“上帝”也无能为力管束了。
　　如果说史密斯演化平衡理论没有错，那么错的就是人类本身了。高速发展的人类就像一列脱轨的火车，很可能早就不受天择的控制了，因此也不受演化平衡理论的约束。天择推许的“整体适宜性”和“演化平衡性”已被人类的进化排斥在外。（本人按语：以上两段话的写得不错，有作者个人的见解）
　　而不受天择控制的物种，就像脱轨后的行星，其发展之路很可能就是灭亡之路。董玉洁笔下的非洲虎、豹、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董玉洁文中提到的原因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也是那些虎豹狮的进化也已不受天择的控制了。那些草原之王的进化也只是改良自己本身，而疏于演化的平衡。所有的虎豹狮都想称王称霸，没有谁甘愿为奴。而天择并不是万能的上帝，当物种“特殊”得不再按自己的指令进化时，它也就只能望洋兴叹了，这可能就是大多数物种消亡的最基本原因。我就搞不清为什么连最现代的生物社会学家罗伯·赖特也没有作过类似的怀疑，而让我在这里瞎揣测？
　　但愿我这种揣测是错的，如果这种揣测正确的，那么人类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加速死亡的进程。
　　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计划生育，这倒是一项再也“英明”不过的政策了？因为计划生育限制了有能力的人生育。规定不管强弱病瘦，所有夫妇只能生一至两个小孩。这就大大地限制了人类“素质”的进化速度。甚至在偏远地方，由于没有完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反倒使弱势的一群在生育上还占了上锋。而这些人的下一代由于成长时对生存资源的占有比较少，自然无法跟上层社会的下一代竞争，所以他们一出生就注定了被劳役的命运？这样反倒有利于出现演化平衡状态？当然，这并不能改变穷人想翻身的最终奋斗目标。……这么一想，封建时代的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观，反倒有利于人类演化上的平衡了？因为那些道德观的最终落脚点，就是为人要守本份，也就是说，奴才要自甘为奴。如果奴才真的自甘为奴了，其身体内自甘为奴的基因就会强盛起来，那么演化稳定理论就成立了？
　　这种“君君、臣臣”的理论最终想要名正言顺地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丰富的物质足够让人生存并繁衍。科技的进步有可能提供这一条件。据时髦杂志上介绍，次生代男人的出现，就不怎么关心政治权势了，也就是不关心能否成为“人上人”，而只关心自己的情趣能否得以充分调动，对外，他们也自甘做一名忠实的纳税人（养活他人）。问题是，科技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满足人类的欲望呢？想吃什么美味就可以吃，想睡什么样的美人（机器美人）就可以睡。那时人们也许对权势没有过多的渴望了，演化平衡理论也能得以成立。可弱不经风的地球能否让科技发展到那一步呢？也许未等科技发展到那一步，地球就已经超出了对科技的承受能力。（据说，人类的核弹可毁来地球好几十次，单这一项就非常可怕了。）
　　唉，这无端的罪根究竟是源于什么呢？人类不该有智慧？人类不该有思维？可最初的人类并没有这些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来说，是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智慧。那么，使用工具是人类的最初罪根吗？……我陷入了无法解答的苦恼中了。
　　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不是人力所能控制 的了，过分发展的科技已变得邪恶起来，当诸如“克隆人”之类的东西在地球上出现后，人类的智慧更会呈N次方的速度向前发展，那时比爱因斯坦聪明数倍数十倍的人一定比比皆是，那么人类在这个星球也就更加是“英雄的寂寞”了。而那时，大概就是人类终结的时候，就像寂寞的“草原之王”的终结一样。若干亿年后，如果地球上再进化出了文明的生物，他们想要探知人类灭亡之迷。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他们答案：人类的灭亡是因为人类进化脱离了天择的轨道。大约真的是这样的。
　　哎，以有限之生命寻无限之烦恼，我何苦来着？罢，罢，罢！万事万物既有生，必然有灭。我何必那么在乎人类一定要“万寿无疆”？真是肤浅！